宇文老师接上说，「也不是小我大我的问题，科研工作本来就很复杂，有些工作，学生一时半会还看不到意义，这个时候，就应该服从老师的安排，多些耐心。就像小时候，老师安排你背古文、唐诗宋词，你不理解，难道就不该背吗？军事作战，统帅部安排你去执行一个任务，你不理解，难道就可以不执行吗？」
山丰一时语塞，觉得他们说得也有道理，过了一会，说，「总之，看来也没有绝对的谁对谁错。我想了想，大概这是古今中外一直争论的问题。对学生究竟该严管，还是宽容。可能还是要因人而异，对老师也如此，擅长严管的老师就严管吧，擅长宽容的就宽容吧。不要说管人，就说足球，不都有好多风格吗？巴西踢球自由散漫，能拿世界冠军，德国严谨如机器，也能拿世界冠军。大家发挥各自优点吧。」
山丰换了一个口气，想谈点轻松的话题，「呃，这好像也是大学有趣的话题，大学也分两派，b如首大和清华，首大崇尚思想自由，清华推崇行胜於言。在上海，旭耀讲究自由无用，交大追求务实求JiNg，两两之间泾渭分明，但都是伯仲之间的好大学。我在波士顿，听说哈佛和麻省理工也如此。可见放大到整个大学，培养人才也没有一定之规。我们这些生在其中的教师，不也应如此吗，大家还是百花开放、各美其美吧，没必要一定要说服别人。」
山丰曾去听一位院士教授的报告，他讲了自己的经历，最浓墨重彩的一笔是当年利用去美国的机会想尽办法留下来在MIT读了博士，於是自己功力大增，回国受到重用，但是，山丰认识他的一位学生，山丰了解到，他的实验室众人皆知的一条禁令是，严禁读书期间学习Toefl和GRE，严禁联系出国，有违背者一律开除。目的是要学生专注於实验室的项目和老师安排的任务。这个问题真的很复杂，从导师的角度，对学生严格要求是为了学生学到本领，为了学生好，从学生的角度，他们自认为自己已经成年，什麽事情对自己好，自己b导师更清楚，他们认为导师不过是为了自己爬上去而剥削他们，剥夺了他们更好的发展机会。因此，学生希望导师能够更真诚、更平和地看待学生在实验室的参与。山丰自己大T是站在学生一边的，只要学生不荒废光Y，不沉迷游戏，他们脱离导师，寻找更自由的发展空间，山丰是支援的。山丰在哈佛期间，山丰明显感觉到Ja就是这样的态度，Ja有好几位博士生没有和他合作发表过一篇文章，Ja自己发表过好几篇文章，特别是後期那些偏向语言哲学的文章。他的博士生牟昆瑞的研究兴趣就与Ja相去甚远，自己在外校找了合作夥伴，Ja从不反对，反而给他鼓励，提供方便。
老师对学生的压迫式管理，其实是一种类似於中小学补习的「剧场效应」，如果大家都宽容有度地对待学生，山丰相信在更自由的氛围下，整T科研水准和成果都更真实和更有创新X。当一些老师率先通过压迫式迅速获得了「短平快」的成果，尝到了甜头，得到了提升，其他老师必然坐不住，纷纷仿效，表面上，这部分「率先站起来」的老师科研水准提升了，科研成果丰富了，实际上全社会的科研成本越来越大，科研关系和科研JiNg神开始扭曲，科研泡沫增多，最终危害全社会来承担。道理很简单，工程技术的实现也许更多依靠强迫X劳作，科学艺术的创新最需要的是自由。
山丰的同事中，毕业於名校的并不多，这基本反映了中国过去20、30年里名校学生的流失，他们大都去了国外，在国外定居生活。但是中国这些年来，虽然有很多不尽人意之处，但是科技进步、经济发展还是有目共睹的，这似乎从另一个侧面显现中国的人才济济，只要有合理的机制，那些看似非名校的人才也能发挥出巨大的作用。另外，身居海外的名校学生也以另一种方式助推着中国的发展。虽然知音难觅，山丰还是从同事聊天中获得了不少乐趣，获得不少资讯，也得到过真心的关心和理解，山丰习惯脱离集T，学校的工作方式也容易独处，和他们的聊天、交往能够给山丰开口的机会，也得到倾听他人，了解这个世界更丰富的多面X的机会。不过来自非名校的老师和旭耀学生隐隐中有些不和谐，山丰不止一次在网上看到，或者有学生含蓄讲到，为什麽给自己上课的老师本科的背景那麽糟糕，感觉好像当年高中的远b自己差的同学来教自己学习，这些老师也有怨言，觉得自己被学生轻视了，而旭耀这样的名校学生实际上是华而不实，眼高手低，他们宁愿指导差一点学校来的，有时他们会相互交流如何打掉旭耀学生的傲气。
像旭耀这麽好的大学，如果只有少数来自较差大学的老师，这是很励志的故事，如果很多，这一定在某个环节出来问题，要麽是高考失去了正确的人才鉴别能力，将好学生埋没到了差的大学，要麽是现在选拔教师的环节出了问题，没有将好大学毕业的学生挑选进旭耀。山丰在首大、清华的学生论坛上，也看到学生在议论类似的问题，他们检索本系老师的情况，发现不少背景差到难以相信的地步，不能不令他们深思，不能不令他们怀疑留在本校、国内深造的意义，不能不令他们联想到这些年学术界越来越恶劣的一些令人诟病的风气是不是与此相关，是不是有人在学术界大Ga0政界、工商界盛行的人脉学、关系学，让学术界和商界、政界没有二异。
过了好久，山丰才知道，学院里还有一位毕业於首大的老师，山丰和他偶遇过几次，结果聊天变成了辩论，又几乎变成了争论，当然，很快大家相逢一笑，山丰理解对方首大人的脾气。这事也让山丰反思，是不是自己说话有些不对的地方，太容易引发对方的争辩。可是，好像除了这位老师，其他老师对山丰没有这种反应。记得第一次争辩是在学校的校车上，山丰和他说到中西方人种的T力问题，山丰觉得一般情况下中国人b较弱，他略带怒气地表示反对。第二次，山丰去食堂的路上，偶遇他在他办公室外的草坪上望远休息，他们说到国家刚刚发布的控制房价的政策，山丰说上海的房价要全国一起控制才能控制住，如果北京、深圳这些地方不控制，上海迟早也会跟着涨上去，否则对上海地区的人也不公平，没想到他怒气更大，认为山丰站在了炒房者一边，丧失了公义良知，山丰说这其实也不是山丰自己的观点，山丰转述的往上一些人士的观点，他完全不顾，认定就是山丰的想法，「天下有那麽多可以引述的，你偏偏引述这一条，就是说明你倾向和赞同这一条。」其实，他是上海本地人，但他一心不依靠父母，要凭自己的能力买房，好像当时还未购房，山丰也完全理解他，上海房价已经不是普通人、普通阶层能够承担的了。山丰购房时还可以，现在完全不一样了，山丰知道的买房者基本都是依靠家族的力量。
大约在2010年，一位美籍华人教授访问山丰系，在山丰系停留了大约10天，慢慢就和山丰系一些老师交情熟络起来（当然这些老师请他来，有求於他），回去前的告别饭桌上，人b较少的时候，他半开玩笑似地问系里的一个大牌教授：「为什麽你平时说话很随和轻松，转身对学生，就架子十足，脸板得很紧？这瞬间的变脸水平怎麽练就的？」这位大牌教授毫无尴尬，直言相告，这是中国的国情，否则没有威信，镇不住学生，实验室指挥不动。这就是中国所谓的「威信」文化，是山丰厌恶的中国文化之一，其实就是一种「虚假」文化、「装」的文化，老师对学生，领导对下属，大人对小孩，都要摆出不平等的架势，要镇住对方，不让对方好受，这个世界才能正常运转。双方都不能做真实的、自由的自己，在伪装和压抑中生活，失去了最本真的创造力。
到旭耀不久，学院通知山丰参加研究生的招生面试，面试前，学院通知所有老师先集中开一个短会，按理讲一些面试的基本规则和纪律，会刚开始没多久，就有老师进来，给大家打招呼，就是在面试中要照顾的人，山丰很吃惊，以前即使在一些新闻中、中，或电影电视中，看到这种情况，但一直想像毕竟不是正大光明的事，一定只是私下偷偷打招呼，没想到这麽直白、公开，环顾四周，旁边的大多数老师都是很安然自然的神情，估计他们已经习以为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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