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回到自己的座位，从cH0U屉里拿出那封儿子的信，又看了一遍。然後他拿起笔，在一张空白的稿纸上写了一封回信。不是写给李宗翰的，而是写给陈玉兰的——他要透过她，把讯息转给孩子们。
他的回信写得很短，只有几行字：
「玉兰：
宗翰和敏敏在广州新一军。参谋处情报组。军部人事科。
我很好。你多保重。
守诚二月廿五日」
他没有写「我收到孩子们的信了」，没有写「我已经开始处理戴笠的事」，没有任何一句可能被别人解读出额外资讯的话。他只写了孩子们的位置——这是他从儿子信中得到的唯一一条需要让陈玉兰知道的讯息。至於陈玉兰要怎麽把这条讯息转给孩子们，那是她的事。他把信装进一个没有署名的信封，在信封上写了「成都周氏诊所陈玉兰收」。然後他走出办公室，穿过几条街，走到一个他不常去的邮局，把信投入了邮筒。这封信不需要经过保密局的内部传递管道，不需要留下任何收发记录。它只是一封普通的家书。一个在重庆工作的丈夫，写给在成都的妻子。
他不知道这封信要多久才会到陈玉兰手上。也许三天，也许五天，也许一周。但他知道，只要陈玉兰收到了，她就一定会想办法把讯息传给孩子们。因为她是他们的母亲。
二月二十八日，成都。陈玉兰收到了李守诚的信。
她正在诊所後院缝一件小孩的罩衫，周太太从前厅走过来，手里拿着一个皱巴巴的信封。「门口有个军人说要送信给你。我问他是谁，他不说，放下就走了。」陈玉兰接过信封，认出了丈夫的字迹。她拆开信，看到那几行字的时候，手指停了一下。广州。新一军。参谋处情报组。军部人事科。孩子们在那里。他们活着。他们都进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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